印度经济正处在一个令人期待的时代，从最近一些著作的标题中便可窥一斑：“印度来临了”、“推动印度”、“印度：崛起的大国”、“印度的全球化”①。如果说印度没有“来临”、“崛起”或者“被推动”，显然会有一大批人失望。印度在不久的将来把这些期待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是个不错的问题，我们以此作为探讨的起点，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需要从事实入手。（①这些著作的英文标题和作者分别是：“India Arriving”(Rafiq Dossani)、“Propelling India”(2卷本，Arvind Virmani)、“India：Emerging Power”(Stephen Cohen)、India Globalizing(本文作者)。）
毋庸置疑，印度的经济总量正在高速增长。经历了1900～1950年年均增速1%，以及50年代至60年代年均增速3.5%的缓慢增长后，印度经济在70年代末突然好转。从1993年开始愈发快速增长，受服务业驱动，印度经济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在过去的四年里，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和过去相比，这显然是非常突出的成就。但是，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呢？答案是：非常好。我们可以用一个人均收入国家排名表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让我们回到1975年，那时经购买力平价修正的国际数据已被广泛使用。我们把能够获得连续数据的109个国家放入表中，然后观察印度在表中的排名变化，我们立刻就能看到，印度相比于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如何。然而，要把109个国家在一页纸上全部显示出来很难，因此我选取了其中最贫穷的52个国家，它们的排名如表1所示。1975年，印度在109个国家中排名第90，换句话说，只有19个国家比它更贫穷。到1984年印度排名第89位，有小幅上升。1994年升至第80位，2004年升至第75位。这样的表现着实令人满意，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同期的中国由第108位蹿升至第58位。
的确，如果我们比较过去15年全世界不同国家的经济表现，就会发现有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持续高于印度：中国，其增长率较印度高出不少；越南，其增长率略高于印度。可能大家难以想象的是，巴基斯坦在1975～1984年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印度，但随后被印度超越。在这整个期间，大多数南亚国家，不包括印度，其经济表现也要优于世界平均水平（Basu和Maersten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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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总体经济无疑表现出众，但印度的不平等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衡量，不平等现象都在加剧①。GDP和经济增长上的卓越表现主要靠一小部分富裕阶层拉动，这一阶层的收入增长十分惊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稳步增加，但低于富裕阶层，占总人口近20%的最底层的收入增长犹如蜗行牛步。上述现象所表明的贫困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按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百分比来计算，印度的贫困率正在下降，但下降的速度十分缓慢。在一个总体表现如此优秀的经济体中，却存在2.2亿～2.8亿的贫困人口，这让人无法接受。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印度的贫困标准定得非常低，真实的情况比这还要糟糕。（①对地区不平等来说尤其如此，其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加大（Rao、Shand和Kalirajan，1999）。）
下文，我还将谈到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现在我们继续讨论总体经济增长的前景。要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印度快速增长的动力。虽然理论家们会反对，但是通过冷静的分析，不难发现印度快速增长的背后有很多因素。这一点可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印证：印度经济目前的高增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的增长都有不同的推动因素。
自印度独立以来，何时出现第一次突破性增长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随着研究的推进，我们不断将这一时间前移：20世纪90年代初、80年代初，甚至70年代末①。我认为，印度经济的第一次飞跃发生在大多数人忽略的1975年，从此，印度开始了第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1975年，印度GDP实现了9%的增长速度，而且这只是个开始，除了1979～1980年的严重衰退经济缩水5.2%以外，印度经济自1975年起从未倒退。（①参见Rodrik和Subramanian（2004），Panagariya（2004），Balakrishman和Parameswaran（2007），Basu和Maertens（2007），Sen（2007）。）
是什么让印度经济从停滞到飞跃有待讨论，但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印度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大幅上升。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显然，1969年银行的国有化改革，国有银行按要求不得不在偏远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以及1964年成立的单位信托基金，是刺激储蓄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显示，银行分行数量从1969年起大幅增加（见Basu和Maertens，2007），这表明政府的指令得到了有效执行。
第二轮经济增长始于1993年，成因和上一次完全不同。1991～1993年的改革废除了印度臭名昭著的许可证制度，并在对外经济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说是印度自1947年以来最重要的政策事件，从那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更加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外汇储备积累①（见表2）。从1977～1990年印度的外汇储备徘徊在50亿美元左右，偶尔下降至一个不安全的低水平或者突破60亿美元。从1993年外汇储备开始大幅、稳定增加，现在已经超过2 000亿美元。90年代初期的改革主要围绕对外经济部门，在那之后，印度看到了自身在国际交往上取得的成功②。除了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之外，90年代初期短期债务和偿债比率居高不下的危险局势也迅速得到缓解。印度的出口增加，软件产业快速稳定发展（Murthy，2007）。（①自印度独立以来，对这些政策改革的分析比其他政策变化要多很多（M.S.Ahluwalia，2002；I.J.Ahluwalia，2007；Basu，2006a；Basu，2004）。对于那些乱七八糟束缚企业的制度，也有很多文献描述（Mohan，1992；Rangarajan和Jadhav，1992；Jalan，1991）。可比的经济衰退，发生在1956～1967年，同样导致了国际收支危机；而起因是印度财政部对计划委员会权力的侵蚀。②这些变革意在自由化外汇市场，如允许银行自己设定交易限额以及外币非居民存款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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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来看最近一次，即4年前开始且仍在持续的新一波经济增长。由于分析者没有足够的时间追踪这些事件，因此对印度的三波经济增长了解甚少。在最近一波经济增长的主要成因中，我想说明以下四点：
1.被视为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力的储蓄（及投资）率，在70年代末曾一度停滞不前，近4年来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从占GDP的24%升至34%。储蓄和投资超过国民收入的30%曾被认为是东亚国家特有的现象，印度从此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2.上一届美国总统大选引发了第二次外包浪潮，极大地推助了印度经济。在大选期间，针对一些美国公司将后勤工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批评，印度是主要的外包目的地。这些批评无意中宣传了外包的成本节约效应。许多中小型公司之前不知道通过外包能扩大利润，由于这些批评，它们知道了外包的好处。由于美国的电视广告费很高，印度公司从没想过花钱做广告。但是在上一届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以及之后一些保守的电视评论员对外包的攻击，给了印度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别人拿钱为你做宣传。
3.我认为印度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及文化变革，尽管由于难以量化它很难得到证明。市场经济以及任何现代工业经济要想有效运行，必须有某种文化和一系列有效的社会规范。不违反合同的本能要求（instinctive urge）、不为蝇头小利行骗的自我约束能力、诚信的社会环境以及众多其他风俗习惯，在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一些国家之所以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包括今天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以及许多拉美国家，并不是因为庞大的政府（芝加哥学派会让我们这么认为），或是一些错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是因为缺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准则和文化。
4.最后，印度的国际地位在发生变化。由于国外的一些原因，印度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战略优势和机遇。这些机遇主要是政治上的，但是它们也开始带来一些有形的经济利益，我将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讨论这一话题。
上述的第三点需要进一步说明，因为它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有着重要意义，比如有人说“如果印度在50年代初就实行了90年代初的改革，就不会错过那40年的增长了”。我们有很多关于拉美国家过早对外开放，被国际资本掠夺，更确切地说是洗劫的例子。和跨国公司打交道需要一定的谋略，如果不这样就很容易接受一些糟糕的协议，到头来落入狼狈不堪的境地。我们不清楚早一点对外开放会给印度带来什么，但是我们很有可能会走那些因此而被毁掉的许多“香蕉共和国”的老路。大家应该去读一读美国土著和殖民者签订“自愿买卖”协议而丢失土地的故事，以此来理解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达成完全自由市场的交易会给印度造成什么后果（Banner，2007）。甚至最近，印度和安然公司签署了一份很糟糕的发电协议，我们之所以没出问题，仅仅是因为安然破产了。
文化和经济间的确切关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最近有文献讨论“信任博弈”，在这类博弈中，如果双方都遵守诚信，他们就能获益良多，但是，如果一方背弃了另一方的信任，他可能会获益更多。这种信任博弈为我们了解诚实、信任这类社会变量和经济成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某些至关重要的思路。
我的推测是，90年代的成功以及其他一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因素，正在使我们的文化变量发生变化，并为本轮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可以说，社会诚信度越高，储蓄率也就越高。诚信意味着放弃一些小的短期利益（比如通过损害投资者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追求更大的长远利益，因为诚信这种声誉会带来更多的业务和投资。因此，越诚信就会带来越多的储蓄，就相当于舍弃一些当前消费来获得更多的未来消费。后者是金融问题，前者是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有着相同的根基：更大的耐心或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较低的贴现率。因此我的推测是印度的贴现率正在下降，导致我们都能看到而且得到了确证的高储蓄现象，同时也提升了社会诚信和商业文化，不过这一点我们目前还无法正式地予以证明，因而还只是一个猜想。
印度的商业基础设施，包括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仍然落后，世界银行关于不同国家的最新营商指数清新地说明了这一点，表3给出了其中的部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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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设立一家新企业，为了拿到所有必需的营业手续，在美国需要5天，新加坡需要6天，中国需要48天，印度需要71天。合同执行对于市场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执行一份合同，在新加坡需要69天，中国要241天，印度要425天。即使你能开办一家企业，合同也能有效执行，在关闭企业时还会遇到重重困难。关闭一家破产公司在新加坡要9个月，美国要2年，中国要2.4年，印度则要10年之久的漫漫岁月。
为了改善这些制约条件，印度不仅需要调整现行法律，还要改变制度和治理文化。对于如何实现后者，我们的认识还有欠缺，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以前总是轻视文化和制度的作用。但是，这两个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显然起着关键作用，值得更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说，法律本身是广义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而经济就植根于这些制度之中。这不仅有理论意义，也要求印度的监管结构能够变得更加精巧，尤其是近年来，印度成为一个越来越市场导向的经济体。
总之，印度的社会规范和文化基础设施推动了创业和创新，帮助印度建立起工业社会，但前路依然漫长。我认为，印度已经开始变化，储蓄率得到了提升，对外经济部门的表现也十分出色。
不过，也有一些变化不够快的趋势，比如，储蓄行为和社会文化不可能像股票价格或通货膨胀率那样急剧变化①。由于对外经济部门和储蓄是近年来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坚实保障，加上市场文化的逐渐向好，我预计印度经济正处于一个长期增长阶段，接下来的几十年将以8%～10%的速度增长。如果这一情况发生，粗略估算，到2030年印度的人均收入将达到20 000美元，印度将正式加入工业化国家行列。即使突发战争或政治动乱会打破这一前景，不过我们在此不考虑这种情况。（①如果储蓄率在未来有变化的话，有理由相信，在中期是上升的趋势。这与“人口红利”相关，因为在未来30年，印度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会上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是最大的储蓄者，而被扶养人口是持续的负储蓄者，这一人口结构变化无疑会导致储蓄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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